陈丹青:一个知青、愤青、画家、叛逆者
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:浙江日报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09-11-25    
  

  最敬重的人:已故艺术家,名单很长,就不说了吧

  最喜欢的下属:没有下属

  对家人最想说的话:平安、健康

  最得意的事:没有上过中学与大学

  成功的路上帮助最大的人:家人、师友、还有我自己,但在“路上”时,不会想到“成功”二字。

  最喜欢的工作方式:独自工作

  对成功的定义:有尊严地失败

  座驾:自行车

  休闲方式:工作就是休闲这样的问题,这样的回答。你觉得被访问者是个怎么样的人呢?平常——因为他的座驾还是自行车?桀骜——因为他居然以没有上过中学和大学为荣?反叛——因为他对成功的定义居然是有尊严的失败?这就是陈丹青,一个敢想敢说的男人,一个著名的画家,一个教育的叛逆者,一个……

  一个上海“右派分子”之子

  陈丹青的经历,和经过文革有成就的人差不多。

  他的祖籍在广东台山,1953年的时候生在上海。才4岁时,父亲戴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。不过,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,直到“文革”:从1968年开始,陈丹青开始学油画——白天画毛主席像,夜里临摹达·芬奇、米开朗琪罗的作品。不过,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风暴,也终于扫到了小丹青的家。家里的书籍、画册被一扫而光:“我记得那些临摹米开朗琪罗的男裸体纸片,抄家时被抄走了,有趣的是,我不觉得画毛主席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,上海人那时似乎坦然过着双重生活。”

  家里的很多东西没有了,不过思想通达的父亲却劝陈丹青说:“别难过,没有画册临摹,到公园、马路去画。”

  一次,接受改造的父亲打扫卫生时,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,背面是彩色浓重的油画,这是俄国画家的一幅作品——《意大利姑娘》。父亲拿回家送给了陈丹青,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的临摹,竟也画得栩栩如生。

  “红卫兵抄家,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、画报、画册,给散到社会上来了,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,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,听古典音乐,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《艺术哲学》,我看不懂,不过里面有美术史的黑白图片,我可半懂半不懂的看着。”说起当时的日子,陈丹青还自得其乐的这么回忆着,那段日子,艰难中也有快乐。

  一个窜来窜去的单纯知青

  很快,陈丹青就在1970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。白天,和农民一起劳作,晚上或阴雨天,一有空隙,便掏出随身带着的抄本,把山村中的人物山川一笔笔记入他的抄本。

  回想起当时的生活,陈丹青觉得很有“意思”:那时没电话,都骑自行车找来找去,对方不在家,就等着,聚集起一堆人就臭聊,互相传看最近的画:“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,特别单纯,没有诱惑。没人知道画能卖钱。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。”

  “文革”中的陈丹青并不安分,1974年:北京办了个美展,他向家里要了40块钱,从江西混票到上海,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。在他看来,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、到巴黎,而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,一泡一整天,赖在几幅画前,沉迷不知归时。

  高手总有闪光的一天,当了几年知青之后,他的艺术天分也显露了出来,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,他得到了到江西省文化工作室暂时“帮忙”的机会。

  好运似乎一下子挡不住了,有一天,一个爱好油画的外宾来江西参观,被陈丹青的油画迷住了,竟称这个小伙子是他的老师,还要请陈丹青给他画肖像。

  陈丹青不敢怠慢,请示了上级。因是外宾,上级只好答应,只是有个规定:不准主动问话,画时尽量快些。丹青照办。

  人们也许以为荣誉与幸福即将降临到丹青身上,可是等待他的是,送走外宾的第二天,一个没有原因的通知发给了他,回去吧,这里不要你了。
  一个求学北京的愤青

  后来的陈丹青,甚至在南京的一个骨灰盒厂干过一段时间,不过,他同时依然还在磨练着自己绘画的触觉。

  1978年6月,中央美术学院恢复招考研究生了。不少朋友都劝陈丹青去试试。这个没有上过中学、大学,全是自学的小伙子,以一个美术爱好者的资历,走上了考场。

  不久之后,成绩下来了。陈丹青的专业考试和论文都受到中央美术学院老师的高度赏识,而外语,则是个零蛋。幸好,当时这门外语只是一个参考成绩,不做具体要求。就这样,一份通知书寄到了陈丹青的手中,他被录取了。

  当陈丹青接到通知书的时候,小伙子居然失声痛哭。后来人们问起当时的感受的时候,他说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:“我突然觉得天开了一条缝。”

  来到北京,陈丹青上了靳尚谊的第一堂课。大家都等着靳先生讲点什么,突然靳先生伸出右手掌,一句一句道:“你们看,手!皮下面是肉,肉里面是筋,筋里面是脉络,是骨头。你画这只手,就要画出皮、肉、筋、脉、骨!”

  一句话,似乎没有理论,但对于陈丹青却有醍醐贯顶的意味。接下来的两年研究生生活,他把全副精力倾注于油画笔上,在毕业的时刻,他交出了一份最好的作业——“西藏组画”。这七幅画,与罗中立的《父亲》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。

  评论当时的日子,陈丹青用了两个称呼:学生,愤青。学生自不必说,而对于愤青,他这么解释道:“我在北京上学时,但凡见到海外来访的华侨或所谓‘美籍华人’,他们远远出现在走廊,我就讨厌,掉头走开。”

  也许真是岁月弄人,这位极讨厌“美籍华人”在研究生毕业两年后,也飞到了大洋彼岸,一去十八年。

  一个迷茫纽约的“风尘女子”

  自己的这些年,陈丹青用“老知青、盲流画家、风雪中的风尘女子”三个阶段来形容。

  老知青自不必说,盲流画家、风尘女子,则都要从纽约说起了。

 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之后,靠着《西藏组画》已经一炮走红的陈丹青留校当了老师。可是一年多之后,他想去西方看看大师们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终于,走过一个长长而狭窄的走廊,他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。

  拿到了签证,他又感觉像是要去插队了,就又在中国多赖了三个月。

  到了美国,看到了无数的原作,看到了众多大师,可精神食粮毕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,陈丹青需要卖画为生。他是第一个与美国画廊签约的中国画家。

  瓦里森德利画廊位于纽约的五十七街,老字号,有一百多年历史,老板到过中国,非常欣赏陈丹青的“西藏组画”,别人告诉老板这个人就在纽约。所以陈丹青还不知道画廊怎么回事,还没想到找画廊就已经与老板面对面了。

  老板允诺第二年给陈丹青开个展,要二十张画,不规定题材。他很自然沿续了在国内的创作,第一次给了八张小幅的西藏人头像与风景画,很快卖掉了。

  1983年6月,陈丹青的个人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。他从不揣摩买家的喜好画画,没有这个过程,他一直在自己的过程里。除了开初的“美术馆消化不良症”外,很少应酬聊天,像老鼠躲在窝内,成天干活,作品比国内时多得多。

  陈丹青把这种完全依靠画画谋生的生存方式称为“盲流画家”。

  20世纪八十年代末,陈丹青不再画西藏,素材与“激情”耗尽了,他也不再与任何画廊签约。他了解如何在市场里活下去,但他不想走完全市场化的路,只想画自己想画的东西。

  陈丹青付出了代价。那些年的收入非常有限,太太不得不放弃绘画去搞设计。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好几年,

  渐渐的,在坚持自己的感觉之后他,他又能创作出有商业价值的作品了,陈丹青这个时候开始知道了:他无法对抗市场体制,他原来对抗的是他自己。

  于是,陈丹青戏称自己为“风雪之中的风尘女子”,角色没变,只是脾气不太好。他不反对卖画,也期望遇见恩公真能把画的妙处比划得恰到好处;正如同即使红尘中的女子,总还希望有一个知己突然来临。

  陈丹青从来没有用“叶落归根”这个词语来解释他出国十八年后突然回来的原因。不过,他就这样回来了,从画家,变成了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以及画家。

  他的声音,更多地为国内人所听到,而最响亮的,是在不久之前,他对清华说:“在这个体制下,我干不下去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(责任编辑:付立刚)   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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